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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学的分类法完全从拼音文字的视角去研究问题，可说是一叶障目。它完全忽视了语音的偶然性和表意的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拼音文字的语法现象基本是由拼音文字的天生缺点决定的，即是一串语音连着一串语音表述一个意思，词、句的界限难以定义，需要定义这个界限，就必须用所谓的曲折和黏着两种方式。这类语法其实恰恰体现的是拼音文字的落后性。也正因为拼音文字蠢不可及，因此完全无法处理语音和表意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当代语言学怕是要重写了。如果有了一种新的语言学，便会有一种新的哲学和逻辑学，便会有一种新的编程语言。新的AI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研究发音、表意和记录之间结构性问题的语言学。语言学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当今意义的语法上，也不应该着重研究语言的亲缘关系上（研究这个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政治色彩），而应该研究结构，结构决定了偶然行程的发音规则，对表意极限的限定。结构决定了记录规则的简洁性，这种简洁性则决定了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语义的信息密度。未来的语言学当研究此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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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结构性问题有三层：表音，表意和记录。表音的问题是发音的规律性，发音如果毫无规律，则不可理解。因此表音的规律性是相互理解的开端。表音是表达的尝试，尝试表达意思，这是表意。到了表意的层面，则派生出来两重结构：一是音和意的固定组合，二是意和意的互相理解。有了音和意的固定组合或者说稳定的对应关系，则可以向内促进思考。一个发音者，和另一个发音者的音、意对应关系，如果一致，则发生了互相理解，使交流成为可能性。音和意的对应关系，首先即是音节和表意的单位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派生出了单音节语言（中文）和多音节语言（大部分拼音文字）。其次是对同音多意或同意多音的结构化处理问题，这个问题派生出了传统语言学的语法问题。拼音文字的语法大多是为了处理这类问题。最后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记录问题。记录问题涉及到符号学。语言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从表音、表意到记录的转换结构问题。是用符号记录音，固定音和意的对应关系，拼音文字走的是这条路；还是用符号记录意，固定的符号对应固定的表意，再尝试把符号和发音的关系对应起来，中文和普通话的推行走的就是这条路。反过来音、意、记录的结构化问题，又影响思考，形成一个正反馈或者机器学习的过程。比如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搭配表意文字的记录体系，形成了符号学上的间接性，即是有了高度压缩的信息密度。这相当于改变了思维的底层代码，让思维本身变得更有效率，更可以去改变表音的习惯，比如对普通话的推行，对语音，语言和文字的统一，等等。传统语言学只设计了语言结构的冰山一角，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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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学错的离谱的起点在于搞混了时间上的先后和语言结构本身的优劣。这和他们的历史观也有莫大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梵语和梵文成为传统语言学或者说拼音文字语言学的基础。传统语言学家发现在拼音文字体系下，梵文的语法结构最优，因此他们选择从梵文出发，比较所有拼音文字语言，从而推演结论。但他们没搞清楚的是现代拼音文字语言为何在结构上反而不如梵文来的优，但在时间顺序上却比梵文新的多。他们亦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其实看看欧洲历史，以及他们史观对中世纪的忽视，对中世纪文明、科技的倒退选择忽视，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语言结构的优劣和时间顺序的先后上会把自己搞的如此糊涂。其实也许梵文已经走到了拼音文字语言系统在结构上的极限，比他晚出现的拼音文字语言，比如德语、英语，反而出现了退步。正如中国历法的准确性，汉历达到巅峰，后世连续退步了将近十六个世纪。历史并不总是一路向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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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三分法：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黏着语和屈折语都是拼音文字语言，都由词根、前缀和后缀构成，区别是黏着语的词根几乎是不变的，屈折语的词根会根据语法进行音变，音变后的词根变化出不同形态。而孤立语基本是那些西方语言学家完全学不明白的东西[破涕为笑]语言三分法本质上是拼音文字语言的二分法，而分类标准也十分简单粗暴而不完备，基本标准就是词根变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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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表意层面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自我思意，也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种对话便是思考的过程。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语言，人类是否可以思考。这里还有一个推论，一个人的思想越深邃，见识越广博，语言必定越丰富；反之，丰富、简洁、信息密度大的语言才支持深邃的思维。第二层是相互交流。自我封闭的内心思考把个人变成一座孤岛，但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因此表意的语言必须为交流留下接口，也就是我的表音-表意结构和我所处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结构必须具有某种相似性，这样表意和理解才能形成一对儿结构，互相理解才成为可能。一个语言群体，或者语言社会中的语言的丰富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中平均的知识和见识水平，一群平庸的大脑，结出的果实必定是贫乏的语言，比如当今的日语。反之，贫乏的语言，也必定无法适应越发深邃的思维，比如我们很难用爱斯基摩语讲解微积分理论。语言的社会结构有一个推论，这个推论为传统语言学所津津乐道，这边是以语言划分民族甚至是种族。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一对儿中国夫妇如果润去美国，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从血统上是纯粹的中国人，但以语言划分，他便不再是中国人了。西方现代语言学家质疑这条推论，但这条推论恰恰说明了语言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条推论和“华夷之辨”也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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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解沟通而言，语音是偶然的，语义是必然的。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从通过哭声引起注意力开始，到学会简单的语言为止，人类获得了使用语言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因此人类社会需求语言是怎样的，他就会是怎样的。就想婴儿的哭声发展成简单的发音，是怎样的哭声，怎样的发音，完全是偶然的。婴儿需要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发现大声的哭，撕心裂肺的哭能够达成目的，他们就会这么干。他们发现叫“mama”可以引起那个喂他们吃奶，满足他们生理最基本需求的人的注意，他们就会叫“mama”。叫mama完全是随机的，首先是这个音容易发出，其次是这个发音能够引起妈妈得注意。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引起妈妈得注意，是因为一种社会约定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约定的，简而言之这么理解的人多了，于是大家都这么理解了。如果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发音都是随机的，那么即是人能够利用语言自我思考，也无法用它进行沟通。因此偶然形成的发音，需要对齐“颗粒度”。你说“mama”指代妈妈，我说“妈妈”指代妈妈，那么mama这个发音就固定下来了，意指妈妈这个意思。这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就建立了一组发音-表意的结构。再有就是记录问题，是记录发音还是记录表意？拼音文字的策略是记录发音，mother，motter，mover，记录的都是类似于mama的这个简单发音。但正如上述，语音是偶然的，记录下不同的发音，构成了不同的记录文字。然而发音又是极易变动的，因此记录文字也会发生极大的分裂，比如上述几种拼音文字对于妈妈一词的拼写，都不尽相同，但表意相同。当操持一种语言-记录结构的民族，因为迁徙、贸易、遗忘，甚至于懒惰改变发音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不准确的文字记录。这是拼音文字的极大缺陷。如果把音和意分开，用“妈妈”来记录，在把妈妈和所有类似于mama，a-ma，ma的发音联系起来。无论你怎么发音，妈妈这个表意就记录成“妈妈”。这样，表意-记录的一组结构也就确定了下来，且这个结构是十分稳定的。只要把这种结构在人群上扩散下去，它不但不会因为迁徙、贸易等原因产生分裂，反而会沿着迁徙和贸易传播开去。如果你遗忘了，或者懒惰了，你的记录便失去了功能。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你需要不需要这种记录功能，如果你需要，你会逼迫自己记忆和勤奋，在没有了别的出路。你必须在语言的这条道路上前行，直到完成胜利。拼音文字的出发点是偶然的发音，因此拼音文字倾向于分裂，庄闲和游戏网随着分裂的进程，其社会属性会逐渐丧失。表意文字的出发点是必然的语义，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也是必然需要这种统一的语义，去进行更好的社会沟通的，因此这种结构十分稳固，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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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极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在英国人做南洋香料贸易的时候，双方为了解决交流问题，创造了一种双方都理解的“中间语言”，英国人称之为比斯拉马语（beach lamar）。主动创造这种语言的其实是南洋的生意人，他们通过观察，学习和交流，学会了英语的基本词汇，但是理解不了英语语法，比如时态、复数、宾格、从句，他们统统不会，也不说。英国商人一开始听这种语言是不适应的，但为了贸易，很快就适应，并无障碍的理解了。比如许多杯子，不说many cups，就说many cup，many是许多，cup是杯子，理解没问题。许多淡水，不说plenty of water，直接说many water，many是多，water是水，依靠语境判断是淡水，理解没问题。他一小时以后到，不说he will come one hours later，就说he come one hour later，理解起来没问题。等我，不说wait for me，就说wait I，wait是等，I是我，理解起来也没问题。于是英语产生了一种变化，他变成了另一种语言么？其实没有，因为英国人还是可以迅速理解这种新变化后的语言。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英语的这种变化？是需求，为了贸易，南洋岛民有动力学习英语词汇，英国人有动力去理解这种语法极度简略后的英语，双方通过磨合，对齐了语音-表意结构的颗粒度，得意顺畅沟通达到目的。“需要”是最直接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语言变迁的理由。但是也有这另一种“需要”，有的人需要通过复杂的语法或者文字去垄断文化霸权，这种需要看似阻止了语言的变迁。比如中国古代，金鼎文为雅语的时代，相对简单的多的甲骨文是俗语；以甲骨文为雅语的时代，篆字是俗语；以篆字为雅语的时代，隶书是俗语；以隶书为雅语的时代，楷书是俗语。在每一个时代，那些难写的文字是官方的雅语，而他的简化体，则是流通更为广泛的字体。直到社会聚变，朝代更迭，简体字才取代了繁体字，成为官方雅语。这种低效率文字，或者语法固化的现象，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固步自封。讲到这里，又有一个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古英语没有将来时，he will come，在某一个时期的古代不是他讲要来的意思，而就是他想来的意思。时态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英语，显然增加了语法的学习门槛，但从比斯拉马语的例子看来，语法的正确性并不成其为相互理解的主要障碍。因为时态总可以通过词语的补充来表达。比如他讲要来，不考虑语法，可以用比如“多长时间以后”，或者“将来”类似的词汇来补充说明，而不用will这个语法虚词。同理，复数形式和宾格亦然如此。那么英语从没有将来时，到有将来时的变动，到底是由什么需求推动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时间推到更古，英语关于时态的语法是更简略还是更复杂，这些变动又是由什么需求推动的。如此看来，语音的偶然性，因为社会性的需求，其中也包含了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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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学研究从“需要”上看，其实是出于政治目的。18世纪，英国如日中天，东印度公司蒸蒸日上，因此把英语里的daughter，联系到希腊语里的thugater，再联系到梵文里的duhitar，其政治含义在于：希腊在文化上是罗马的先驱，而罗马在文化上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的共主。通过词源学找到的语言连接，把英国的文化地位拔高到了文艺复兴先驱的程度。再把印度的梵文和希腊联系起来，是找到印度和英国的联系，找到了一个自古以来的理由。但从方法上看，任何以语音为出发点的词源学都是错的。比如北方口头语“那个…”，读“内个…”，读音和美式英语的niggar非常相近，在黑人的语境下，niggar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嘲的口头语，但你并不能得出中国北方方言是美式英语词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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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语言是更好的？从历史事实看语言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语言的作用在于：思考，表达，交流和记录。在思考和表达的层面，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决定了思维深度的上限。在交流的层面，语言作为社会化联系的工具，决定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的生产力上限。在记录的层面，语言决定了一个群体的历史记忆的上限，这里的历史记忆包括了政治史和技术史。从这三个方面综合看来，语言其实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评判语言的好坏很简单，和美感、艺术水平无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看其相应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其实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语言发展史上两个有意思的现象，其一是语音-语义结构的发展史实更倾向于简短的语音对应明确而单一的意思。比如他们研究了马太福音，拉丁语版本的音节比英语多出了大约27.5％，而汉语版本的音节又比英语减少了大约41.37％。汉语是单音节表意，最小的音节单位对应最基础的表意单元，表达和记录的效率非常高，大大降低了学习成本，反而大大加强了交流效率。其二是拼音文字语法的发展更倾向于简化掉那些和表意逻辑无关的语法，比如阴阳词性，时态，主格宾格。比如英语里cut一词，所有词性的写法都是cut，无需变化，他甚至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而根据西方学者统计，越是现代的语言，类似于cut一词的词汇就越多。中古英语比古英语多，现代英语比中古英语多。还有类似于梵语、德语那样的多音节对应复杂语义的合成词越来越少。这样更少音节表达的更简单意思的简单词汇可以更灵活的组合，其表达的深度和灵活性都加强了，语言的效率无疑是加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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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观察明清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变化，和从明清到新中国生产力的进步也能得出上述结论。从明清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最显著的变化，是吸纳了拼音文字主谓宾定状补的语法结构，和分析模式。使本就高效的语言文字系统，获得了更加准确的附加价值。这一变化也大大提高了其使用组群思维的缜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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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结构的语言，目的都是表意。对于表音文字，把文字和发音直接联系起来，但由于发音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文字也跟着变得不稳定，文字变得不稳定，也就无法在文字和表意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样一来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变稳定了，时间一长就看不懂了。表意文字则是在文字和表意之间建立结构，把语音的偶然性留在了口语的层面。这样一来，由文字记录下来的意思表达是稳定的，可持久的。文字记录所表达的意思十分稳固，这种稳固性，又返回日常交流，解决了语音偶然性，在交流层面造成的问题。也降低了语音颗粒度对齐的成本。照着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记录，统一语音-表意结构是更容易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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