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华碧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老干妈之所以一直使用某家玻璃厂的瓶子，并不是因为它保鲜或者不渗漏，而是因为这家国营玻璃厂在她创业初期时，第一个接她的单子，而且还愿意低价接她的小订单，是这家玻璃厂帮她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时期。她一直坚持跟这家玻璃厂合作。在老干妈内部，陶华碧给现在的管理层定下过一条死规矩，那简直就是雷打不动的“天条”：只要她老太太还在世一天，装辣椒酱的瓶子，就必须得用贵阳第二玻璃厂的，谁也别想换。要是按照现在的做生意逻辑，这事儿简直就是“不开窍”。你想啊，老干妈现在的销量那是天文数字，河南的、重庆的那些玻璃大厂，早就盯着这块肥肉了，一个个拿着把成本压到地板价的报价单找上门，甚至承诺专门给她建生产线。底下的经理们拿着计算器算得噼里啪啦响，把报表往老太太面前一摊，明明白白告诉她：换个供应商，一年能省下来的钱那是几辈子花不完的。可陶华碧连看都懒得看，直接把那些做得花里胡哨的计划书扔一边去了。她的账不是算在钱上的，是算在心坎里的。她就一句话：“当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人家拉了我一把。做人不能忘本，这份情义，别人给多少金山银山也买不走。”这份“过命的交情”，得从1996年那个夏天说起。那时候陶华碧刚听了学生和街坊的劝，借了村委两间破房，带着四十多个人开始熬辣酱。那是真苦啊，没机器，全靠大铁锅和菜刀。切辣椒的时候，辣味熏得人眼泪直流，陶华碧自己挥着两把菜刀，带着大伙喊号子，硬是把苦活干出了拼命的架势。辣酱做出来了，结果在瓶子上卡了壳。一开始想省钱用塑料瓶，结果辣酱太烫，一灌进去瓶子就软了、变形了，这哪能卖？只能用玻璃瓶。可她跑遍了周边的小厂子，人家一听她就要几百个，要么没模具，要么嫌利太薄，直接把她轰出来。被逼急了，陶华碧硬着头皮去了贵阳市第二玻璃厂。这简直就是蚂蚁找大象谈判。人家那是年产万吨的大国企，接待的人一听她就要“200个”，当场就乐了，说这点量还不够机器预热损耗的呢，这不是来捣乱吗？陶华碧那股倔劲上来了，她在厂长毛礼伟办公室门口愣是蹲了三个多小时，软磨硬泡，最后急眼了，对着厂长喊了一句大实话：“哪个娃娃生下来就那么大？不都是慢慢长起来的嘛！你今天不帮我，我就真没路走了。”也就是这句话，或者是她那个为了活路豁出去的眼神，把毛厂长给打动了。他叹了口气，庄闲和app让她去仓库看看有没有剩下的旧货或者次品，随便挑，不要钱。那天，49岁的陶华碧提着个破竹篮子，在全是灰的仓库里弯着腰，一个个捡那些别人不要的瓶子，挑好了之后，像抱着刚出生的孙子一样，小心翼翼捧回了作坊。这200个带着灰尘的瓶子，就是老干妈最初的希望。谁能想到，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靠着最笨的“先尝后买、卖完结账”的法子，硬是在那个年代把辣酱铺进了食堂和小卖部。才过了一周，补货电话就被打爆了。陶华碧再次给毛厂长打电话时，底气足得吓人：“给我来一万个瓶子，现钱现货！”这一下，把玻璃厂上下都震懵了，没人信那个农村大妈真把这生意做成了。随着老干妈越做越大，每天要的瓶子从一万变成了几十万。这中间，玻璃厂也不是没掉过链子。有一回旺季，玻璃厂炉子坏了，模具也跟不上，老干妈这边超市催货催得要命，眼看就要赔违约金。采购部的人急得跳脚，拿着备选大厂的合同就要签字救急。陶华碧知道后，直接把笔夺了下来。她当天下午就冲到玻璃厂，一看是因为缺钱修设备，二话不说，预付了一半货款帮着更新机器，还派自己的师傅驻厂盯着，连夜组织车队拉空瓶。她宁可自家生产线慢点，也绝不换人，硬是陪着老伙伴熬过了难关。这种在旁人看来“死脑筋”的做法，在90年代末国企倒闭潮里显出了真金一般的价值。那时候多少老牌国企因为没资金倒闭了，贵阳二玻也差点发不出工资。正是老干妈这雷打不动、而且从不拖欠货款的巨额订单，硬生生把这家厂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现在你去那家厂子看看，四条生产线有三条是24小时连轴转给老干妈干活的。为了报答陶华碧这份信任，他们把次品率控制得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了一半。厂里的老墙上还贴着一张泛黄的单据，上面写着：1996年8月3日，第一笔订单，21000个，客户：陶华碧。这哪是生意单据啊，这简直就是两个企业的生死盟约。因为有了这份极其稳定的订单，厂里的工人老带新，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陶华碧不懂什么供应链模型，但她懂最朴素的做人道理——“知恩图报”。在她心里，当年那个给她200个旧瓶子的厂长，不是生意伙伴，是恩人。只要老干妈不倒，这家曾经雪中送炭的厂子，谁也别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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