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关帝早已超越普通历史人物的范畴，成为“义”的代名词与精神图腾。

这种深厚的文化认同，源于关帝一生对“义”的践行、经典的滋养、世人的推崇等多重因素的共同铸就，让“义”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民族记忆中。

关帝对“义”的坚守，首先植根于对儒家经典《春秋》的深刻领悟。

《春秋》作为五经之冠冕，向来以微言大义著称，“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源头。

史书记载，关帝熟读《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始终以春秋义旨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关帝从这部经典中汲取的不仅是明辨是非、分辨忠奸的智慧，更将“义”的内核融入血脉，使其言行举止都契合天下合宜之理，为日后成为“义”的化身奠定了思想根基。

关帝的一生，是用行动诠释“义”之多重内涵的一生，每一段事迹都成为“义”的生动注脚。

涿郡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立下“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此后数十年祸福与共、生死相依，将异姓兄弟的情义演绎到极致。

身陷曹营时，曹操为笼络关帝，封官赠宅、礼遇甚厚，甚至奏请朝廷封为汉寿亭侯，但关帝初心不改，直言“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为报答曹操礼遇之恩，关帝在官渡之战中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解白马之围，践行“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的承诺。得知刘备下落后果断挂印封金，留下书信辞曹，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用行动彰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节义。

赤壁之战后，华容道上面对兵败的曹操，关帝念及昔日恩情，不顾军令状毅然放行，展现知恩图报的信义。长沙城外，黄忠马失前蹄，关帝不忍乘人之危，庄闲和游戏网收刀避让，尽显君子仁义。

这些事迹串联起关帝的一生，让“义”的内涵从忠义、信义、仁义到节义，变得丰富而具体。

图片

历代名人的推崇与赞誉，进一步强化了关帝作为“义”之典范的地位。

大将军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中写道：“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

著名清官张鹏翮在《关帝像赞》中称关帝“《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并在《关夫子志序》中赞誉“侯虽未登洙泗之堂，而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

清初小说评论家毛宗岗更是将关帝誉为“古今名将中第一人”，称其为《三国演义》中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称的“义绝”，盛赞其“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

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评价，从侧面印证了关帝“义”的精神得到广泛认同，使其典范形象愈发鲜明。

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尊崇，让关帝“义”的精神突破圈层限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儒家奉其为“关夫子”“武圣人”“五文昌之一”的“文衡圣帝”，看重其对儒家伦理的践行；道教尊其为“协天大帝”“翊汉天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推崇其扶正祛邪、伏魔卫道的正义之气；佛教奉其为“伽蓝菩萨”“护国明王佛”“盖天古佛”，感念其护持正义、见心明性的精神。

三教从各自的教义出发，吸纳关帝的“义”之精神，使其既成为宗教信仰中的重要神明，又让“义”的内涵与宗教伦理相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扩大了其精神影响力。

民间的代代相传与不断塑造，让“义”成为关帝最鲜明的文化标签。

自宋元明清以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全社会都在不断神化、圣化、美化关帝形象。关帝庙遍布海内外，最高时达30多万座，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关帝庙或祭祀场所，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

民间通过戏曲、评书、小说等艺术形式，将关帝的故事广为传播，桃园结义、夜读春秋、过关斩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等情节妇孺皆知。

这些民间叙事不仅丰富了关帝的形象，更将“义”的精神具象化、通俗化，使关帝从历史人物和宗教神明，转变为百姓心中坚守正义、重情重义的象征，成为教化民众、劝善抑恶的生动教材。

关帝之所以能成为“义”的化身，是经典滋养、自身践行、名人推崇、宗教吸纳与民间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关帝用一生的行动，将“义”从抽象的道德准则转化为具体的行为示范，让“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

历经一千八百多年的岁月沉淀，关帝的形象或许有所演变，但“义”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标识，指引着后人坚守正道、践行美德。